【周末】另一只眼看战争(10)

  夏日的阳光洒满云南的崇山峻岭，在山谷和坡地上，一片片红色的花朵鲜艳绽放，和风在树林和青草间徐徐吹拂，花朵在枝头摇曳着迷人的灿烂……

  人们通常认为，全是外国商人运进来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据史书记载，当时，在国内很多地方，种植已经泛滥。根据产地不同，国内有建浆、广浆、芙蓉膏、葵膏等名目，而且质量也与外国烟没太多差别。

  国内的种植，以西南各省为最，而西南各省，又以云南为最。《清宣宗实录》记载御史裘元俊曾上奏道光皇帝说：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罂粟遍地，其中特别是云南。此后其他御史的多份奏折中，也都提到了云南大面积种植。道光帝的《失察烟章程》最后一条，更是点名命令云南禁止种植。

  可是，禁令在云南形同虚设。一位曾经在云南做官的人这样描述道：尽管云南罂粟遍地，但是云南的官员在每年的总结中总是说，境内并无栽种烟之事，署内亦无食烟之人。上下蒙蔽已经成了云南官场的一种习惯和潜规则。

  除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各省外，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份也同样种植。1830年，江南道御史、浙江人邵正笏告诉皇上，台州府各县种植最多，其次是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地，情况竟然严重到“凡城镇乡村，无往非种植罂粟之地；而男女老幼，无一非造卖之人，未及十年，蔓延各府。”

  这些奏折让道光皇帝大为吃惊，他给15个重要省份督抚发去措辞异常严厉的命令：迅速查明各地种植和衙门人员吸食的情况。

  15省查明奏报的情况是，浙江、广东、云南和四川4省有种植的情况，其他各省没有，各省官署基本没有人吸食。但是，买卖的情况，许多省都有。湖北卢坤的用词更加考究：不能保其必无。

  萧致治、杨卫东在《西风拂斜阳》中评论道：其实这类奏报多半是虚应故事，他们奏报的情况和各省真实的情况距离不知多远。

  其实，要查禁国内种植并不难。闽浙总督孙尔准承认，各地种植并不是一天就能长成，旷野之上，也难以掩人耳目，只要地方官真的用心巡查，查禁这些非常容易。

  问题还不只是种植。进入广州、福建后，要从这里分销到内地市场。从福建、广州进入内地的大路上的重要城镇、市集和关口，都有官兵严格把守，查验货物，抽收税款。曾有一些御史指出，只要各个关卡认真查禁，虽不至于全部查获，但也不会迅速蔓延。

  在很多的影视剧中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这样的场景：毒贩们翻山越岭，从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艰难偷渡关卡。

  但是，那时的贩子完全不需要这样，他们全走大路。和广州一样，内地官员同样贪污纵容，各个关卡人员同样受贿买放。还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钱——顺利穿越内地的重重障碍。

  皇帝非常认同鄂山的这句话，他在后面朱批道：说得太对了，先正官，才能正万民，关键的，是在于官员认真查办。

  但是，官员并不想认真查办。因为一查办，首先要被查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弄不好，连自己都要被牵连。所以，涉及的有关问题，官府的态度不是认真清查，而是尽力包庇。

  道光二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举报粤海关存在“收受黑烟重税”的行为（也就是私自收取贩子贿赂），并且广州各衙门吸食成风，他请求两广总督对粤海关和衙门内部进行严格督查，并加强内陆各关口的盘查，双管齐下，治理。

  三天后，道光帝给两广总督李鸿宾和粤海关监督发去了一份上谕，要求严格清查。

  但是，李鸿宾清查后的答复是，海关没有收受贿赂，而广州各衙门内部情况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并没什么人吸食。

  这时，李鸿宾的水师巡船受贿买放在广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广州各个官府衙门内部人员吸食已经蔚然成风。但是，李鸿宾给皇上的奏折，依旧是波澜不惊，一派祥和。皇上和朝廷就这样被蒙蔽了。

  此事原本就到此为止，可是李鸿宾运气不好，不久后，广州传来了连州八排之战惨败的战报。

  1832年年初，广州连州知府诬告连州八排瑶民响应湘南瑶民起事造反，李鸿宾与提督带兵6000，分三路进攻八排。战斗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官军三路皆败，军官死亡数十人，士卒死亡千余人。

  接到败报，道光帝很震惊，他不明白天朝官军怎么在几个草寇面前吃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

  御史冯赞勋向皇帝揭发：李鸿宾进攻连州八排时，恰逢天降大雨，军官和士兵们无法吸食，手脚瘫软，精力委顿，无力作战，以致惨败。

  道光帝的心情，不是愤怒可以形容了。堂堂天朝的军队，国家的柱石，居然被腐蚀成这个样子。圣旨：李鸿宾和提督刘荣庆革职，发配新疆。此后，士兵军官谁吸食，就治谁的罪，部队首长从严惩处，绝不宽贷。

  如果没有八排之战惨败，估计皇帝还会一直相信李鸿宾所说的官府衙门没人吸食的鬼话。

  大量吸食的，并非仅仅只有广东各衙门。嘉、道之际，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奢侈品，有能力吸食的，主要是各级官府衙门里的衙役、长随、帮办、师爷以及军队的军官与士兵等，他们的榜样作用又让这种恶劣的习惯迅速向社会其他阶层蔓延。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御史刘光三曾告诉皇帝，直隶各衙门内，吸食尤其严重。督抚以下，各文武衙门上下人等，不吸食的人寥寥无几。

  刘光三的话不是夸张。此时，甚至已经深入皇宫大内。在刘光三上奏的同一年，北京开始查获宫廷太监吸食案。经过审理，首领太监以下，吸食者达10余人，其中有人甚至吸食了30年。

  有人评价说：流毒其实已经很久了，但是地方大员不说实情，很久后才被言官得知，而地方大员办理又不认真，每次接到朝廷命令，铺张塞责，就这样从沿海迅速向内地蔓延，甚至直入皇都，侵入宫廷。

  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称：宫中的宦官们做着很大的生意。而在各口之中，以位于北京东南九十英里的天津最易。都城中有势力的人，握有所有从事于贸易的名单。

  早在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实施禁烟时就承认：严查巡守弁兵及关口人等买放包揽之弊，诚为目前紧要办法。

  就是在上栽了一个大跟头的李鸿宾也曾经告诉皇上：盛行，主要是由于商人在整个运输和销售环节中对各级官吏兵丁进行贿赂，这些人不仅收钱就宽纵包庇，甚至自己还帮助运输和贩卖，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

  后来禁烟最力的林则徐也说过：如果不从官府人员开始严禁，怎会是消灭烟贩，断绝来路。

  当时一位叫李扬华的人直截了当地用一句话点明了禁绝的关键：不先治内，未有能攘外者。

  按照这个首重对内治理的思路，阮元首开先河，严格查办了一些官兵，如副将谢廷可、守备夏秀芳，以及一些水师把总、记委、千总，其中有的人案发后自杀，有的被发配充军。李鸿宾制定的防止的六项办法中，有四项就是直接或间接针对这些官吏兵丁。禁烟更为严厉的林则徐甚至杀心大起，高高举起了手里寒光四射的尚方宝剑。

  但是，天朝官场的制度化腐败意味着，如果不以外部的权力来制约权力，单凭内部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努力，无论这些人职务大小，身份若何，都不可能真正治理贪腐问题，清正干练如林则徐者也概莫能外。

  这事还得从林则徐到达广州一年半以前说起。1837年8月，广州官场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

  有人上奏皇帝，指名道姓地点出了四个在广州赫赫有名的贩子：一个外号叫赤沙广的徐某人，专门开设窑口；一个叫王振高的，靠走私起家，用走私赚来的钱捐了个都司，在香山营效力，道光十五年冬，王振高和其他人一起合伙开设窑口经营走私，店名宝记；还有一个叫关清也叫关信良的人，曾经在广州府当差役，他私自开设窑口，店名仁记；一个叫梁忠的人，是南海县差役，专营窑口走私。这四个人，都是靠多年走私而发家致富，家财巨万。凭借着与官兵差役串通一气，长期以来都没有受到惩处。

  这些家伙太可恶了。道光皇帝命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塨，立即查办，严格惩处。

  半年后，邓廷桢的答复来了。邓廷桢称徐广（即赤沙广）、梁忠（又名梁恩陞）以及王振高这几个人，都是官府委派缉拿的人员，他们都特别能干，破获的案也非常多，请求皇上不要查办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缉捕贩子。另外，邓廷桢向皇帝保证，这些人都没开设窑口。

  皇帝的态度很开明：既然已经查清了，这些人并没有参与走私，也没有开设窑口，那就让他们仍旧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查处。

  林则徐手里有大量的情报，没来广州之前，就全盘掌握了广州水师受贿买放、纵容走私的有关情况。到广州不久，他就动手了。

  第二步，治罪。林则徐要杀人，他要借韩肇庆的头，清理广州官场沉疴多年的腐败。

  擅自杀掉一个二品总兵可不是一件小事情。明季袁崇焕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竟成为他被凌迟处死的几个罪证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扯不清的公案。林则徐这次下了大决心，他要动真格的了。

  继续查下去，林则徐发现，果然不止韩肇庆一个人。经查，水师官员梁恩陞、徐广、王振高、保安泰、伦朝光和蒋大彪等人都直接参与受贿包庇，罪行累累，其中一些人还自己开设窑口。

  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邓廷桢的手下。其中一些，正是一年半以前被参劾过的人。那一次，邓廷桢曾向皇帝保证，这些人与走私无关。

  林则徐给广东布政司和按察司下达了一份缉拿这些人犯的公文，确认了上述几个人都是走私的要犯。

  看看公文中揭露的这几个人的真面目：王振高与徐广曾因私自铸钱而获罪，后来两人开设快蟹和窑口，勾结水师兵丁、府县衙门，靠贩卖暴富。估计嫌钱来得太慢，这两个劣迹斑斑的家伙捐了官，居然由他们管理水师巡船。这两人乘机大肆包庇走私，每100斤烟土，收取贿赂40元。就是这个徐广，上次案发，经上奏获释之后，竟然更加肆行无忌。而名单中的梁恩陞和蒋大彪、伦朝光等人，是“武弁”中包揽最厉害的人。

  1839年7月21日，这帮家伙被一网打尽，林则徐高高举起了他手里寒光闪闪的尚方宝剑。

  但是，意外来了。林则徐正在审讯韩肇庆等一干人的时候，邓廷桢“恰巧”前来拜访。

  林则徐对邓廷桢说，自己正在审讯有罪的官兵，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商量，请到自己办公的巡抚衙门里谈。

  邓廷桢告辞，到衙门里等候林则徐，林则徐不久赶了过去。两人谈了一会儿，各自回家。据说，两人谈话的内容，毫不涉及个人私事。

  天朝官场里，很多话，其实都是不必说出口的。大家讲究的，是心照不宣和心领神会。邓廷桢适时地出现，适时地和林则徐谈了半天无关的公事，且不说林则徐这样的精明老吏，就是其他人，大约都可以明白邓廷桢的意思。

  这位林则徐的幕僚非常感叹地写道：韩肇庆等人的案子，终究由于邓廷桢的原因，从轻发落。

  有必要再说说林则徐为官的特点。在爱民勤政、精明干练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但不大为人提及的长处：他非常善于和官场中人相处。有清一代，由于总督和巡抚的这种相互监督和钳制的特殊官制，各省督抚，特别是督抚同为一城的，历来关系紧张，相互掣肘，势同水火。林则徐做过十多个地方的督抚，据李元度《国朝光正事略》记载，各省的督抚司道都乐于和他共事，没有一个人和他闹过意见。

  所以，林则徐从轻发落韩肇庆等人的案子，也就能够理解了。虽然贵为钦差大臣，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同在官场，人情世故，总还是要讲！总督的面子，总还是要买！同僚的情分，总还是要顾！

  在林则徐和邓廷桢联名写给皇帝汇报此事的奏折中，这几个人的罪行被轻描淡写地掩饰下来：

  皇上啊，这几个人确实都有包庇走私的行为，不过，罪行比较轻微，比如，查获的烟土，有零星剩余的，他们就私自均分，如果在偏僻的地方，贩子送了银子，也允许他们私自开走。

  这简直就是阮元查办的叶恒澍案的翻版。把林则徐发给广东布政司和按察司缉拿人犯的公文内容与这份奏折做个比较，显而易见，林和邓是在欺君。

  手下人大面积违法犯罪，上级当然有责任，更何况不久前，邓廷桢还曾经力保过这些人，所以在奏折中，邓廷桢非常惶恐地说：查出这些人的劣迹，自己感到“愧恨交深”，绝不会有一点点的姑息和回护，徐、梁、王三人全部摘除顶戴，革除职务，讯问严办。

  其实，这个结论不用审问就能够获得。一般而言，只要涉及邓廷桢，大抵不外乎就是这种结论。得出这种结论有几种可能的原因：1．邓廷桢受贿纵容，但没有被指认；2．被指认了，但林则徐没有公开；3．他的确没有参与。

  在林、邓两人的奏折中，这些人的罪行被描述得非常轻微，所以，他们没被砍头绞死，没有被抄没家产、圈禁牢狱，没有被流放边瘴，这些劣迹斑斑的家伙不过是丢了他们花钱买来的官，他们能够带着自己来路肮脏的钱财，回家做个大财主，安安心心颐养天年。他们的运气真不错。

  林则徐终于还是没有去借韩肇庆脖子上的那颗人头。虽然贵为钦差大臣，但是林则徐能做的，也只是优容和弥缝。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官场的平衡术，这就是天朝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天朝的制度化腐败。这种力量如此强大，别说是钦差大臣之尊，就是皇帝自己，都不能改变。

  虽然林则徐能在短期内掀起前所未有的雷霆风暴，可是最终依旧无法根绝官员贪腐纵容的土壤。广州那位著名的贪腐总兵韩肇庆依旧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协助”林则徐查禁。风暴过后，雨过天晴，官员照样受贿买放，也照样流毒遍地。

  在离京之前，林则徐曾经和自己的老师相对而泣，大概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无力和无助。

  不能严惩官场贪腐，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外国人以此为口实，将泛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中国政府，并指责中国政府禁烟手段不正当。这成为后来英国发起战争、索要赔偿的一个重要借口。

  巴麦尊那封著名的《致中国宰相书》被称为战争最重要的文件。其中，最大的篇幅就指责林则徐禁烟的不正当。巴麦尊非常理直气壮地说：虽然中国法律宣布禁止输入，可是，大家都知道，过去许多年，输入得到广州的中国官员的放纵和许可。该政府应从惩罚它本国官员们开始，那些官员是这件事情中最大的罪魁祸首，但是，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方针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让那些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本国官员逍遥法外，并且对外国人使用暴力。

  巴麦尊甚至认为，中国的禁令长期被废弛，中国允许官员们“公开帮助”违背禁令，是在给外国商人设置圈套，诱使他们违反禁令。无论根据国际法原则或者抽象的公正原则，这一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英国政府有理由对这一行动提出控诉。

  美国商人在给国会的请愿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贸易虽是用走私的办法来进行，但是中国官吏，上下无不受贿。中国政府有权禁烟，但是现在却执行着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公道的方法——先惩办外侨而不惩办自己的臣民。

  这些说法当然是强词夺理，但都有一个与中国人的认识完全一致的地方：既然的泛滥是由于官吏的纵容和分肥，那么，禁烟首先该惩治贪官。既然不能严厉惩治这些贪官，那么，要彻底禁绝，也就无从谈起。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如冬日的惊雷，显示了这个帝国和这个帝国的精英们最后的雄心、坚毅、果决和力量，成为帝国斜阳余晖里最后一抹辉煌的记忆。但是，由于数千年一脉相承的色的制度化贪腐，由于没外部的权力制衡机制，林则徐雷霆般的禁烟风暴最后也同天朝历次禁烟行动一样，依旧不能真正禁绝。这是天朝的宿命，也是林则徐的宿命。当虎门销烟池里的混合着海水翻滚沸腾时，当林则徐目光如炬信心如炽时，汹涌的黑色狂潮正继续向中国东部沿海的广大地区席卷而来。

  1839年5月24日一大早，广州商馆前的广场上已经一片忙乱，一群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英国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匆匆忙忙地登上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不久，这支船队将从广州商馆起锚，驶向澳门。

  义律要带走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侨民。林则徐则想得更远，他不仅要让他们离开，还要让其中的一些人永远别再回来。

  5月23日，在义律和全体英商离开广州的前一天，林则徐发布谕令：16名贩子立即具结（也就是签署保证书），声明在离开广州后，再也不回到广州。用现在的线个人被天朝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永远驱逐出境。

  最初，这16个人并不愿意签署保证书。谁也不知道林则徐的禁烟到底要搞多久。眼看着遍地黄金一猫腰就可以捡到手里，可是偏偏这时你被人取消资格，强行拖出现场，你会怎么想？但是，义律担心，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可能将被“继续强行扣押”，人身安全可能又无法保障，所以义律力劝他们同意签署保证书，随同其他英商一道撤出广州。

  已经缴出，中英之间的一切问题似乎都已经解决，正常贸易立即就能开始了。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这些英国人会大规模撤出广州呢？他们不是很想做生意吗？他们怎么会放下对他们如此重要的生意不做呢？林则徐对此大惑不解。后来他曾经问过一个美国人，这些英国人为何需要离开广州？

  英国人离开广州，来到澳门，中英双方脱离正面接触，原本事态似乎可以平息下来，可是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从此之后，中英双方的纠纷就从来就没停止过。

  上缴完毕后，钦差下令，广州恢复贸易。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外商要想继续在中国贸易，必须签署甘结。

  外商虽然已经缴出2万箱，但并不等于今后不会再次流入中国。必须要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彻底杜绝日后的流入。林则徐想到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办法：具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签署保证书。从中国的习俗来说，这种保证书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上的约束力。显然，林则徐很清楚，查禁是一场长期的战争，绝不是虎门的一次大规模销烟就能完全解决的。

  林则徐告诉皇帝：外国人其实很讲究信用，如果他们同意写保证书，他们今后就不会也不敢再走私了。

  在收缴的同时，林则徐就让行商给义律带去保证书，让他命令在广州的英商签署。

  但是，义律坚决不同意签署这样的文件。他当着行商的面把这份文件撕毁，说：请转告你们的官员，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你可以夺走我的生命，但关于保证书问题，他们继续麻烦他们自己，或者继续来麻烦我，那是一件白费力气的事情。

  既然已经上缴了，义律为什么还要如此强硬地反对签署这样的文件呢？何况他本人也希望制止输入中国。

  义律这样对林则徐解释道：签署甘结不仅涉及有关人士本身，而且还涉及其他的人。签署这种保证书，实际上无异于将所有外侨的生命、财产、自由，都置于中国的行商、通事、买办甚至苦力们的管理之下。同时一些在外面冒险从事贸易的投机商人将影响驻粤守法商人的安全。

  义律这种反应让林则徐非常意外，也极为反感。林则徐大义凛然地告诉义律：来中国，就一定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答复：不错。但是，保证书的新规定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如果强行签署这些保证书，英国的商人和船只除了离去外，别无其他选择。

  义律所说的，在林则徐看来似乎完全是另一个星球的语言，他认定义律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包藏祸心，庇护奸人。

  林则徐拟定的甘结中有一条至关重要的惩罚性规定：今后如果外国商人再带进入中国，一经查获，“货即没官，人即正法”。

  这条规定，是义律和其他外商拒绝签署这份保证书的最终的原因。围绕着这两句话，中外特别是中英之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拉锯战，这一次，双方谁也不愿意屈服。

  从中方的角度，这两句话毫无问题，最多只是更加严厉一些而已。外商到天朝贸易，当然要执行天朝的法律，而天朝对贩卖的人，按律也是要处死的。

  但是，在外商看来，这个条款严重地不合情、不合法，并毫无疑问将导致众多冤屈甚至陷害。

  在一艘远洋货船上，其货物至少归三种人所有：1．货主（货主可能是船长本人，但更多情况下不是）；2．船长；3．船员。此外，还可能有其他托运人和乘客的货物。按照西方惯例，除了货主的货物外，每一艘远洋货船上，还会另行划拨一些所谓的“优待吨位”给船长和船员，让他们免费携带一些自己的货物，以弥补薪水的不足并保障货物的安全。这些优待吨位总量不少，船长的优待吨位能够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吨。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人委托船长或船员托运的货物，或者一些随行旅客携带的货物。

  五花八门的人，带五花八门的货物。一艘数百吨的大船上，货物堆积如山，到底谁带了什么货物，根本不可能认真清理。当时那些不远万里前往中国淘金的水手、船长和商人们，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一些水手本身就可能是逃犯。他们中间绝不缺乏为了重利而铤而走险私自夹带的人。根据中方甘结中“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规定，一旦某个人背着其他人，私自夹带了一些，那么全船的货物都要被没收，全船所有的人都要被“正法”。许多没有犯法的人必然会被无辜牵连，合法货物可能被全部没收。

  想象一下，如果警察在一架境外飞来的飞机上查获一批，难道飞机上所有的货都该没收，所有的人都要杀头？

  除了外籍人士可能铤而走险夹带外，这条规定也很容易启动构陷。如果中国通事、行商、官兵等对某些外商心存怨望和不满，可完全居心不良地存心陷害。

  其实，这样一些问题，当时中方有人也认识到了。有人曾提出疑问：外商船多人众，万一遇到一两个不良水手，私自夹带，不管夹带多少，岂不是所有货物都要被官府没收，所有人都要惨遭杀戮吗？

  此外，还有一个司法体制的问题：如果中国官府在一艘船上查获了一批，而所有人也被确认，此人是否犯法？

  按照英国的司法体制，他仅仅是一个嫌疑人，尚未判定为罪犯。他必须受到公正的审判，才能最后确定是不是犯罪，并给予包括杀头在内的罪刑相当的惩罚。

  这不怪林则徐。他的要求没有一点问题。签署甘结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数千年来被中国民间或者官民之间作为一种可靠和有效的自我约束手段沿用下来，在此前，中方也多次要求外商具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天朝有权要求外国侨民遵守本国制度和习惯法。而连坐这种惩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一种合乎法制和情理的刑罪处理方式。

  在贸易的诱惑面前，弱小的美国不像强大的英国，美国商人率先圆滑地屈服了。7月3日，经过伍浩官的协商，美国商人在甘结上签字。

  当然，美国商人对这种甘结也非常不满，他们的签字是有保留的。这份文件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美国商人在中间签了字。签字完成之后，他们转过身去就向自己的副领事抗议：我们只对英文部分签了字，至于中文的解释，我们不负责任。

  美国商人这样说，是因为这份文件有一个奥妙之处：中文文本中保留了“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内容，但是，在英文翻译中，“人即正法”被取消。

  有美国商人的成功先例，义律和英国商人仍然拒绝签字让林则徐大惑不解并且异常愤怒。他告诉皇上：英国人越是这样强硬地反对，越说明具结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他们有很强大的约束力，因此应该坚持我们的立场，强迫他们签署。何况义律刚刚才说服16名英商签署保证书，同意不再回到中国。现在英商的态度如此强硬和恶劣，都是由于那个包藏祸心的义律在幕后操纵。因为义律既然可以命令所有的英国人缴出，也就有权力命令所有的英国人签署保证书。

  这又是一个误解。义律说服16名英商签署保证书，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全体英侨能迅速离开广州，摆脱危险。到达澳门后，英国侨民已经脱离危险，义律和英商当然不认为还有必要再去签署内容严重违反英国司法思想和体制的保证书。

  义律告诉林则徐：即使我们尊敬的国王，也没这个权力命令他的商人填写这样的保证书，我义律当然就更没有这种权力强迫他们。

  林则徐用甘结作为条件，将英商挡在了广州之外。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英商其实也不愿意进入广州。

  英商刚刚撤到澳门，义律就发布布告，禁止英商进入广州，只能在澳门上下货物。

  义律的布告得到了全体英商的支持。6月12日，在澳门召开的英商会议上，英商一致决定，反对任何英国商人违反总监督的严格命令私自把英船和英货驶入广州。

  17日，英商再次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在中英现有关系下，同意商务监督有关禁止英商和英船进入虎门的命令。

  不进入广州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商们认为，广州依旧是危险的，贸然进入很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二是英商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进入广州做生意，表明他们忘记了刚刚发生的那些事情，让人觉得他们相信天朝政府的公正与和平意图，认可天朝和林则徐对外商采取的一切处置措施，这样会把他们所遭受的“侮辱和冤屈”全然忘记，并会有损“英王和英国国家的荣誉”。

  但是，每年贸易都在黄埔进行，不进入广州，怎么进行贸易呢？义律请求林则徐格外开恩，允许英侨在澳门装载货物。

  林则徐当然不会开这个恩。这既不符合老规矩，也容易引来很多问题，比如，税收怎么办？他告诉义律，中方禁止一切贸易在澳门进行。要么，就进入广州，要么，就离开。

  义律抗议道：英国商船之所以不驶入虎门以内，是因为这些毫无自卫能力的人进入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后，他们的安全和命运将毫无保障。

  奇怪的是，面对中英的僵持，那些急于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这次一点都不着急——他们有美国人帮忙。

  自从签署保证书后，利用英国人离开广州的美好时光，美国人开始了他们乐不可支的赚钱时刻。他们把英商的货物从澳门运进广州，再把茶叶等出口货物从广州运到澳门的英国船上。两边收运费，一桩好生意。只要赚钱，他们什么都可以运进或者运出广州，比如，他们还曾为林则徐运来大炮。

  在美国国旗之下，在这个纷繁喧闹的贸易季节里，除多花点运费外，英国人的进出口贸易没有受到一点损失。一次，义律在澳门遇见了美国旗昌洋行的那位福布斯先生，他感激地说：你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离开广州，女王真的应该向你好好道谢。你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货物运进，并且运出大量的茶、丝。若不是美国商人留在岗位上不动，英国人可能就进去了。我没有力量制止他们不去。

  甘结的问题就这么搁置着，有了美国商人的居间缓冲，中英双方脱离正面接触，中英之间暂时平静了下来。不料这期间，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再次冲击了岌岌可危的中英关系。

  英国侨民从广州撤出不久后的一天，一群英国水手来到尖沙咀喝酒。喝着喝着，这群水手和旁人打了起来，至于打架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谁也不知道。

  这场架，动静闹得有点大，不仅有外国人参与，也有一些中国人被卷了进来，甚至一些妇女和儿童也被殃及。更不幸的是，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人在冲突中受伤，第二天死亡。

  据说，水手都是英国人。但是义律称，有证据说明，一些美国水手也参加了斗殴。

  事件发生后，中英双方都进行了调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悬赏200元指认凶手，并悬赏100元指认参与或者鼓动斗殴的首犯。他到受害者家里，拿出了1500元作为赔偿。为了让家属不受附近那些官员的敲诈，他又另加了400元，还给其他受到骚扰的乡邻100元补偿。看来，义律对中国官吏是很了解的。但是，尽管有这种防备，据说这笔钱家属最后真正拿到手上的，总共只有300元。

  义律组成了一个法庭，在24人的大陪审团和12人的小陪审团面前，分别对水手长蒂德尔和5名参与斗殴的水手进行审判。义律还邀请中方参与审判，但是被中方拒绝。

  判决的结果是，大陪审团驳回了对水手长的杀人指控，杀人罪不成立。5名水手犯骚乱罪和殴打罪，罪名成立，分别判以3至6个月的监禁和15到20镑的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审判的人在回国后被撤销了罪名，义律还受到了英国政府严厉的申斥，因为他只是一个外交官，对英国臣民没有司法管辖权，他的审判是越权的，在程序上无效。

  人已经被杀死，凶手据说也被抓到，怎么会查不出行凶的罪犯？林则徐觉得义律完全是在故意撒谎，包庇自己的国人，这让他异常愤怒。

  义律真的抓不到行凶的凶手吗？也许像许多史书中说的那样，义律是在包庇英国罪犯。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他真的抓不到罪犯，或者准确地说，他缺乏认定凶手的证据。在一场有许多人参加的街头斗殴中，一个被打者第二天死亡，谁是真正打出致命一击的那个人？即使被告参与了斗殴，但是，如何证明他的行为直接引发了受害人的死亡？

  义律的强硬使中方有些意外，也有点下不了台。有人向他暗示，不管怎样，在5个水手中随意交一个人就行。

  不久，澳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尸体在水中已经泡了很久，没人能认出此人的身份和国籍。

  官方又有人暗示义律：你姑且承认此人就是杀人凶手，有人顶罪，此事就可以了结。

  见义律依旧不交出凶手，林则徐决定拿出更强硬的手段——把广州围困商馆的手法再复制一次。8月初，林则徐下令：断绝对澳门的英国人的一切饮水和食物供应——只限于英商，不包含别的外国人；所有为英商服务的中国仆役、买办三天之内撤离，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任何中国人不得为英国人引水，否则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封禁澳门，把英国人赶出去。

  邓廷桢受命，亲自带队驻扎在澳门附近的香山，从广州四周调集各路人马。大批兵勇被派往香山县，随时准备向澳门发起进攻。原本已经渐趋平静的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军事行动一触即发。

  澳门的数百名英国平民是无力抵抗天朝军队的，义律被迫请求葡萄牙人保护澳门的英国商人。但眼前的局势让澳门总督平托惊慌失措，没落的葡萄牙绝不敢对抗强大的天朝。平托告诉义律：很遗憾，葡萄牙已经无力向女王陛下的臣民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天朝的军事威胁让澳门的英商惊恐万状。马地臣满怀恐惧地写道：天朝的军队可能随时包围英国人的住宅，今天夜里我们在澳门的本国同胞将没有人敢睡觉。

  那位从印度逃到广州躲老婆的爱尔兰人钱纳利一边哀叹“生活在无比痛苦之中”，一边抓紧一切时间画画。他告诉朋友们，自己准备在成为刀下鬼之前，尽可能地争取多画几幅画。

  义律给广州知府写信，抗议天朝对澳门的军事威慑。他说：根据英国的精神，天朝目前的行为是性质最恶劣的攻击和暴力行为，我相信你们的大皇帝不会批准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行为，中英之间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按照公正理性的原则加以解决。

  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义律必须作出权衡。中方的这一系列行动，是因为自己在林维喜案中采取的不交凶犯的强硬立场，义律认为，如果他本人此时离开澳门，应该就可以缓和这种对立气氛，避免澳门的英国人受到牵连。于是，8月23日，义律先行撤出澳门，前往尖沙咀。

  不巧，就在这时，英国船只黑杰克号在澳门和香港之间的水道上被劫持。据英方称，清军水师守备黄琮带人袭击了这艘船，船上五名印度水手被杀，船长跳入海中，逃过一劫。一名叫茂斯的英国乘客的耳朵被割掉，然后又被塞到茂斯的嘴巴里。黄琮原本准备把这艘船拖走，恰好另一艘商船路过，这艘船才被天朝官兵放弃。

  这个消息令澳门的英国人更加恐慌。黑杰克号的遭遇是不是中方一系列攻击行动的开始？

  义律匆忙从尖沙咀赶回澳门，组织英侨紧急撤离澳门。26日，在澳门的全体英国人胡乱收拾随身的大小行李，匆匆从住所出来，赶到船上去寻觅安身的地方。一小队挤满了乘客的小船、双桅帆船和欧式沙船慢慢地驶离港口，那情形看上去一片凄凉。

  船队从澳门出发，在香港外海一带漫无目的地漂泊。由于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义律甚至一度计划把这支船队驶到马尼拉。

  仓皇漂泊中的义律愤怒地再次给广州官府写信抗议：因为我没有交出一个人让你们处死，你们就把正在分娩阵痛中的妇女、病人、幼童赶出他们的住处，断绝食物供应，遣散工人，这与和平和帝国的尊严难道是一致的吗？

  母亲带着幼小的孩子忙乱惶恐地登上小船，即将分娩的妇女被放置在小船的甲板上，船队四处漂流、无依无靠的悲惨故事，后来在英国本土和远征军中广泛流传。在英国国内，林则徐将英侨赶出澳门所引发的愤怒，比其围困商馆引发的愤怒更大。

  英国人虽然走了，但是，广州的贸易一定要尽快恢复秩序。8月底，在给澳门英国人施压的同时，林则徐布告各国商人：没的，赶紧来贸易；有的，缴出后可以进口；不敢进口的，赶紧走人。

  那就让他们别上岸，继续漂着吧。林则徐决心彻底灭掉英国人的倔强和顽梗，他毫不留情地布告沿海民众：英国人执拗和肆无忌惮，必须予以严惩。沿岸百姓立即集合壮丁、购买武器，夷人一旦上岸，可以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者将其捕获；如果夷人上岸汲水，必须加以阻拦，不准他们饮用。

  义律依旧顽固不化，他质问天朝官府：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告示，就等于是一封宣战书。你们真的要和我们开战吗？

  义律本人能够继续顽固下去，但是布告发布后，英国人的麻烦大了。几百老小漂流在海上，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每当他们上岸汲水时，就会发现井口插了一个小标牌，上面写着：此水已下毒药，食之烂肠，吾民不可汲取。

  可是，人总是要喝水的，没有井水，那就只能喝雨水了，好在南中国的夏天，雨水非常充沛，船上的英国人用帆布接雨水，勉强过日子。

  这不是长久的办法。9月2日，义律发布告示，恳请沿岸的百姓别往井水里投毒。但这样的布告毫无用处。

  没有饮水还不是最大的威胁。在海上的英国人担心，自己的生命似乎也并不安全。这期间，传来了几个令英国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一艘英船的船主失踪，另一艘西班牙船捕获后被焚毁，因为传言它其实是一艘英国船。

  据逃回来的人描述，对这艘西班牙船的攻击是在早晨5点开始的，它被一群清军兵船包围，船上财产被抢，大副被抓。大副后来说，清军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还拿出一大箱银元，要求他们承认是英国船，被大副拒绝。大副被带到广州，关进监狱，大约半年后，在西班牙领事的抗议下才终于获释。

  对于义律的强硬，林则徐大惑不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从义律的角度考虑，除了屈服，他就没有出路，不知道他为啥不回头呢？

  林则徐还停留在封禁广州商馆所获得的成功里。他不知道，英商撤离广州后，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